三月，在神州大陆应为仲春时节，“时也木德盛、阳气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葱葱；春土脉起，油油兮溶溶”，寓意着新的开始，万物勃发，以及复苏和希望。

而在汉洲大陆，却正值秋收，象征着收获和丰收，是农人对劳动成果的喜悦和感恩的时刻。此时，夏天的热烈已然过去，凉爽的秋天则带来了微风和金黄的色彩。

就在这个秋意盎然的季节，齐国科技届也迎来了每年成果的收获时刻，一年一度的皇家科学最高奖也将陆续公布。

皇家科学最高奖的前身是建国初期所设立的工业成果发明奖，政府对工业领域中涌现出的各种发明和改进，予以重金奖励，以此来促进齐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及至后来，太祖皇帝将这种成果发明奖又进行了若干细分和扩大，包括机械（包括机械发明创造、工业新设计和改进）、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地质，以及农业生产等诸多领域，即凡是在过去一年中为齐国带来重大工农业和科技利益成果的人，皆予以高额奖金，以示勉励。

待太祖皇帝于乾武二十八年（1670年）登基称帝后，设立皇家科学基金，并将这个成果发明奖重新命名皇家科学最高奖，奖金额度也从最初的一千五百元，提高至三千元。

每年，皇家科学院、长安自然科学院、黑山工业研究院、皇室基金委员会等机构会对过去一年中各个领域出现的科技成果或科学发现进行评议和审核，最后逐一确立各个获奖名单。

自迁都长安后，皇家科学最高奖的颁奖地点便一直被定为长安皇家大剧院。而且，依旧延续了太祖皇帝时期的惯例，皇帝陛下将亲自出面，对诸多获奖者颁发荣誉奖章和奖金，并设立国宴款待这些帝国最为杰出的人才。

倘若，某项获奖的科学成果、工业发明或者农业改进，被证明足以颠覆目前现有的状态，并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那么皇帝陛下还会对获奖者封赐爵位，使之一举迈入帝国贵族阶层。

绍宁五年（1690年），齐国为了吸收引进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成果，皇家科学最高奖的评选范围也不再局限于齐国境内，而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科技成果推荐，在经过诸多专家学者的评审后，一旦被认定符合获奖条件，依旧会授予荣誉奖章和奖金，以及相应的帝国爵位。

若是外国获奖者愿意移民齐国，将会自动获得国民身份，皇家科学院还会将其吸纳为院士，并给予大笔的科研基金，用于资助其后续的研究和探索。

至于房子、票子、车子，皇家科学院自然也会不吝给予，足以确保被引进的外国学者可以心无旁贷地实现科学研究的目的。

在齐国，只要能获得皇家科学最高奖，那对于個人而言，绝对是名利双收，更能让一个藉藉无名的人轻松实现阶层的跨越，走上人生巅峰。

据说，今年的奖金可能会有所增加，由原先的三千元，提高至五千元。

增加的原因嘛，除了考虑到物价通胀的因素外，还有就是皇室科学基金获得了一笔大额资助。

一位来自秦国的“土豪”一次性向皇室基金捐献了二十万元的巨款，从而大大丰裕了评选委员会的财力，使得奖金额度在保持了五十年后，得以大幅增加。

是的，皇室科学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已经不再仅局限于皇室的拨款和皇家商社的资金捐助，而是越来越多样化，开始接受民间团体和个人的捐献。

毕竟，皇室的开销也是越来越大，像这种科学性和公益性的极强的项目开支，也不能全都让皇家自个承担。

诚然，皇家商社几乎在国内所有赚钱的行业都有投资和入股，产业规模巨大，每年获得的利润数百万元，堪比一个中等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架不住皇室的日常开销也是日益增加，皇室宗亲的供养、宫室庄园的营建和维护、民间福利保障的维持和改善、慈善基金和科学基金的持续投入，以及皇家的各种赏赐和赞助。

在泰平帝时期，为了避免“与民争利”和“仗势欺人”的恶嫌，皇家商社便陆续将旗下经营的纺织、服装、粮油、食品、制糖、木材加工、五金制造等众多产业脱手卖出，转而进入矿产开发、种植园经济、远洋运输、船舶制造、钢铁重工、新技术开发、铁路和公路建设等诸如此类的行业。

这些行业的特征十分明显，那就是初时投资大，但资金回收慢，甚至还有可能不会盈利，或盈利很少。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皇家商社承担了一部分本该是由政府投入的社会经济责任。

不过呢，这个帝国按照传统的“家天下”来论，好歹也是皇帝的，钱都是花在自己家里了，也是理所应当的。

内阁政府对此自然是乐见其成，不仅可以使国家财政少一分投入，还能直接消耗皇室的财力。

你说，面对一个无法能在财政上拿捏的皇室，内阁政府如何在皇帝面前硬起来？

在华夏古代的政治体制中，皇帝一直都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在秦朝以后，皇帝也一直在驾驭着古代官僚帝国的政治运作。皇帝的出现与地位的确立，代表着古代的制度向新的方向发展。除了皇帝之外，在这样的制度中，又出现了权力的主要执行者，那就是宰相。它是与皇帝不同的权力中心的代表，他们共同组成了国家的政体和权力结构。

纵观华夏一千多年历史，以宰相为核心的中枢机构演变史，就是君权和相权互相摩擦和争斗的历史。

君主与宰相在这样的权力机构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存在价值，虽然君主与宰相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个统一的存在，可是在具体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在具体的制度的制度变化里面，双方对权力的争夺非常激烈。

韩非子曾经曰过，“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这就表明对于臣子的存在，很多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对帝王的威胁性，也揭示出君权与相权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虽然，宰相的权利来源于天子，依附于君权，跟君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宰相也是具有独立性的，二者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仍然是有斗争的。

对于皇帝来讲，丞相等其他臣子的存在，只是他权力的一个衍生物，然而君主都是猜忌的，对于自己权力的使用也是非常警惕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与相权发生极大的争夺。在历朝历代，中央官制的设立和执行上面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极其被重视的，二者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体制最先诞生的时候，这两个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在最理想的状况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而臣子只要听从君主的安排，那么就能够维持安稳的秩序，就能够让这个机构运行下去。

皇帝最先设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担自己的事务。这样安排的实质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权利还是攥在自己的手里，而宰相只是自己手里的一个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贤能如唐太宗，仍然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务。

前明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废除胡惟庸之后，因为没有宰相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每天处理的奏折高达两百多份，处理的国事四百多件，以至于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过来。

为此，老朱还抱怨写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