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圣贤孟子曾经曰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是历代相传的名言，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实，论及于过去的史实，这句话还可引申为“内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国必不亡！”、“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内政不修的涵义极广，举实例说明之，如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都是。

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官僚贪污。

这种现象是“一以贯之”，上述种种实例都和它有“母子关系”，也可以说是贪污是因，这些实例是果。

有了这些现象，才会有敌国外患，反之，如政治修明，则虽有敌国外患也不足为虑。

贪污这一现象，若是细心研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竟然于史书同寿。

上下几千年，政简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少得可怜。

史家遇见这样的稀缺的时代，往往一唱三叹，低徊敬仰而不能自己。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用尽了心力，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若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道德教育的官员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法受赃，可以重法绳之。

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为众人所唾弃之。

前者如宋，后者如明，嗯，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初。

宋朝官俸最厚，给赐优裕，入仕的官员都能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顾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国家做事。同时，宋律又有严刑重法，凡犯赃的官吏都杀无赦，太祖时代执法最严，朝堂内外官员犯赃者一定弃市。太宗时期也还能维持这法令，真宗时从轻改为杖流海岛。仁宗以后，姑息成风，吏治也日渐**，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朝和宋朝恰好相反，太祖洪武时期有惩于蒙元的覆败，用重刑治乱国，凡贪官污吏重则处死，轻则也会充军或罚做苦役，甚至立剥皮实草之刑，一时间，中外官吏无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仁宣两代继以宽仁之治，一张一弛，倒也建设了几十年的清明政治。

正统以后，情形便大不相同。原因是明代官俸本来不厚，洪武年代还可全支，后来便采用折色的办法，以俸米折钞，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实得不过一二石，外官厚者不过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余都折钞布，钞价贬值到千分之二三，折算实收一个正七品的知县不过得钱一二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