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这本书在英国的波澜不惊，在德意志地区，《共和国》则引起了这片土地上数量众多的文学家、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

其中最中意这本书的人，便是哲学家、剧作家席勒。

席勒喜欢《共和国》的原因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英国人和法国人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政治和制度上的原因，而他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赵学宁在书中描写了专制力量对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窒息式压迫。

赵学宁论述共和国与专制帝国中的篇章里描写了名为“文字狱”的压迫政策。

他把弘历这家伙对中华文化不可恢复的破坏描述了出来，还描写了他对于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人格上的破坏，进而得出结论，在高度专制统治下，不可能被允许有自由的灵魂存在。

所以推翻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弘扬人权与人格，没有健全的人格，就没有健全的国格，没有健全的国格，国家就难以存续，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

席勒对于这个篇章非常喜欢，找到他的好朋友们全力安利这本书，对这本书的作者赵学宁也予以重大的好奇心，表示自己非常想要和这位中国巨人、东方伟人见面，详谈关于文学和思想方面的自由。

后面但凡见到一个人，席勒就要给他安利赵学宁和《共和国》，也不管对方是否对政治和中国感兴趣。

这种行为与法国的那位孔多塞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起德意志民间对《共和国》的褒奖居多的评价，德意志官方层面对《共和国》则是大加批判。

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首的统治者与他们的喉舌在《共和国》广泛传播的档口，对这本书和赵学宁一起大加批判。

在这一点上，威廉二世与在尼德兰地区互相较劲的路易十六难得的达成了一致观点。

他和路易十六一样认为赵学宁领导的兰芳政权推翻清政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其危害程度“远超美国独立”。

他在阅读完《共和国》之后，发出了“十次美国独立战争都不如一次兰芳战争对世界秩序更有破坏力”的感慨。

他认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威胁只是在法国有所体现，而兰芳战争的威胁已经覆盖到了整個欧洲的秩序”。

他认为赵学宁与他的胜利以及这本《共和国》将会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旦让这本书广泛传播开来，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在欧洲发生兰芳战争一样的战争。

赵学宁秉持的对皇权和贵族的反对态度与对流血革命的坚持让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如鲠在喉。

于是，他下令在普鲁士统治区禁止《共和国》的传播，更禁止所有人公开讨论这本书，发现有人讨论和传播这本书就要抓起来送进监狱。

然而他的命令并不能被很好的贯彻落实，他的禁止反而进一步增加了这本书在某些人眼中的可靠性。

比如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原本，政治倾向保守的他对这本书并不感兴趣，然而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颁布了禁令之后，他忽然觉得这本书有读一读的价值。

通过他所担任的职位的某种渠道，他入手了一本法语版《共和国》，一读之下，本就对政治感兴趣的歌德顿时觉得这本书很有意义，继续读下去，他所持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开始渐渐发生变化。

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密切关注了法国大革命的发展，也开始对遥远的东方古国产生兴趣，开始各方面着手收集有关中国的资料，尝试了解这个古老国度的一切。

因为《共和国》在欧洲掀起的重大的舆论热潮，所以伦敦很快就有很多书商来到了兰芳使馆，希望从陆航手中得到赵学宁那本《共和国》的英文版甚至是法文版发行权。

陆航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赵学宁的名气增长，也有利于对兰芳的宣传，更能为赵学宁本人获得一笔丰厚的版税收益。

于是他欣然允诺，挑选了给出条件最优厚的两家书商，分别给予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发行权。

随着时间流逝，在法国三级会议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赵学宁的这本《共和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欧洲思想学术界和上流社会的最主要的热门讨论话题。

针对赵学宁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对共和民主的想法、对分权体制的探讨以及对如何防范独裁专制的设想，第三阶级的议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不过赵学宁力主推动革命、清算旧势力以建立国民主义、共和集权新体制的建议显得十分激进、繁琐，只有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少部分人表示支持。

当时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失去对王室的幻想，仍然认为通过三级会议可以调和矛盾，再加上一些第二阶级的开明贵族与第三阶级联合，在表决会议上，三级会议成功否决了国王要求的加税。

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赵学宁的“预言”开始显示出了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