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迢迢从香港归来，忙得一口气不喘，现在才算回到家里坐下。

女孩子们从没进过洋房，踮着脚尖怕弄脏地毯，手也不知往哪儿放，忽而有人眼尖发现，墙上装裱着一张盖着大印的黄纸，看起来跟戏台上的“圣旨”差不多，吓得悄悄拜了两拜；又看到，对面墙上居然还挂着照片——原来不是只有洋人才能照相啊！

十几张黑白影印照片，从左到右标明了年份和地点。第一张照片里，一个二十岁不到的的少女俯身在台球桌前，手握球杆，眼神专注而自信，好像一头蛰伏的小狼。她身边诸多大鼻子洋人，屏息凝神，眼神都盯着桌上的球。只有一个隽秀出尘的中国青年，脸色略嫌冷漠，只有目光温柔，逡巡在她脸上，嘴唇微动，似乎正在出言支招。

另一张照片是个长方形的硕大合影，几十个华洋男女立成几排，在新落成的土山湾孤儿院校舍前灿烂微笑。

一艘崭新庞大的木质蒸汽兵轮自码头下水，漆着船名“恬吉号”。照片里是一个明媚的盛装小妇人，在一众中国官僚学者的簇拥下，举起一瓶香槟酒，用力在船首击碎。摄影机捕捉了玻璃瓶破碎的瞬间，好像烟花四溅。

……

“夫人，”年纪最大的彩凤大胆问道，“这些都是你？”

林玉婵匆匆翻看总账和去年四季度财务报表，笑着答：“是呀。等你们上船出发之前，也请人给你们留个影。”

突发状况太多，林玉婵请来两位经理，用最快的速度追平了博雅公司这几日的近况，做出安排指示，然后让周姨把郜德文请来，请她帮着安排保良局女孩到玉德女塾去修文化课，预备着几个月后出洋。

如今马清臣被调去金陵机器局做事，郜德文“独守空房”，那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爽，当即满口答应，帮了这个忙。

“唉，可惜我年纪大了。”郜德文爽朗地笑着，“否则我也想出洋看看外面风景呢！”

林玉婵嗤之以鼻。她才多大，就算以最严格的虚龄计算也才三十。还有机会环游世界呢！

不过……确实已活过大清朝的平均寿命了，以普通人的标准，可以开始养老了。

“说真的。你要不要做女教习，带这些孩子出洋安居，”林玉婵提议，“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

郜德文虽然胆大心细，半辈子不走寻常路，但说到漂洋过海，心中还是本能地惧怕抵触，不管林玉婵怎么劝，都坚决摇头，不接这个茬。

林玉婵也只能算了。

然后她整理心绪，专心解决纱厂女工枉死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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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两，还不够？我们虽然叫大丰纱厂，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肥胖的买办坐在柚木办公桌后面，像一团刚蒸出的白馒头，全身上下冒着趾高气扬的热气。

他伸出一只短粗的手，指着对面“大丰纱厂”的牌子，自以为幽默地说了一句笑话。

这手也胖得要命，指节上的肉鼓起来，皮肤似乎兜不住里面的肥油，被撑得闪闪发亮，好像他掌心攥了个灯泡。

“一百两！五十两赔那个姚红姑。打错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这钱足够她将息三个月，够意思吧？另外五十两，看在你们姐妹一场的份上，是丧葬费……”

说话的口气像施恩。毕竟，第一次只给了十两，女工们不干，还请来一个有头有脸的女商人来追讨；这次翻五倍，五十两，足够填这些刁妇胃口了吧？

林玉婵再次按捺住烦躁的心情，不卑不亢地道：“经理先生您也知道，女工被不公对待，因此而殒命，这不是几十两银子能解决的事。最起码肇事者应当移送法办，如果你们坚持不处理那个姓孔的监工……”

“那又怎么样？”肥白的大馒头突然全身一颤，拍了下桌子，狞笑道，“你去告呀！你们博雅公司有名气，有人脉，去工部局告呀！多少人亲眼所见，那女工确实偷带纱线出厂，是她有罪在先！是小偷！监工只不过是按规矩办事，惩治小偷，何错之有？”

“那她为什么会撞死？”林玉婵也急了，站起来，“半两纱线，罪不至死，是谁把她逼死的？谁负责？”

“那我们可不知道，”买办冷笑，阴阳怪气，“也许她生了重病，早就不想活，借此讹一笔给家里人——这种案子以前有过不少，我们都被坑习惯了。也许她跟监工有私怨，非要陷害、拉他下水。也许她就是想吓吓人，谁知道没轻没重，不小心死了。也许她在外面被人欺负了，自己抑郁想不开……都有可能哇！林夫人你年轻，不知道这工人能刁到什么份上！就算到了工部局法庭，你怎么证明她的死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白花讼费！嘿嘿……”

林玉婵不跟这馊馒头废话，冷冷道：“我要见你们洋人老板。”

“佛南先生刚刚竞选成为工部局董事，忙得很。”

林玉婵听出这话的言外之意。对方老板是把持租界的资本家之一，就算上法庭，她也没胜算。

她退回那一百两银子，把自己面前的收条撕成几片，丢进纸篓。

“那好。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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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宿舍外面已经搭起小小的灵堂，不敢太张扬，只挂个白灯笼，一对白蜡烛，燃两股清香，挂几串长锭。几个巡捕在街角晃，确保这里没人闹事。

林玉婵肃着脸，慢慢推门进院。

苏敏官执香，也冷着脸，跟她打了个照面。

念姑拍着他肩膀安慰：“人有旦夕祸福，小少爷别太伤心了。”